今年3月中旬以来，“一行三会”监管新政密集出台。中国人民银行将表外理财纳入广义信贷增速考核。银监会连发7份文件，部署针对商业银行“三违反”、“三套利”、“四不当”的全行业大检查。证监会收紧基金子公司设立门槛，提出资管业务的“八条底线”，完善保本基金风控指标和监管要求。保监会发文要求各保险公司清理规范通道类业务，防范监管套利，严格保险资金运用，并对组合类保险资产管理产品提出八大禁止情形。
金融监管风暴成为二季度中国经济和金融市场的一大主题词。与此同时，金融监管引发广谱利率上行，短期内对金融市场带来紧缩效应，也导致实体企业融资成本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抬升。一时间，对金融行业的批评声音不绝于耳，如金融空转、资金脱实向虚、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效率等。本文意在梳理这些批评声音背后的逻辑。
金融是连接储蓄和投资的桥梁
在微观层面，金融的本质是风险条件下的资源跨时空配置。在宏观经济学意义下，金融的本质是连接储蓄和投资的桥梁。在储蓄和投资决策不分家的时代是不需要金融的。比如在小农经济自给自足的情况下，一个家庭的储蓄决策同时也就是他的投资决策——今年打了1000斤粮食，当年吃掉950斤，留下50斤种到地里明年吃，那50斤既是这个家庭的储蓄，也是他的投资。但进入现代经济之后，储蓄决策和投资决策越来越分离，所以对金融需求也越来越大。
储蓄决策的本质是居民对消费进行跨期平滑。所有的储蓄都一定要附着在某种媒介之上，以便未来能兑现为消费。被附着的媒介可能是纸币、存款、股票、债券，也可能是房产、黄金、白银、煤炭，抑或是比特币、大蒜、红酒、字画等等。问题在于，当储蓄规模过大时，经济中就会缺乏足够多的媒介可供附着。尽管理论上货币和存款可以无限增加，但是，货币过多会导致通货膨胀，存款过多了银行不一定能找到相应的优质贷款投向，房子建多了房价可能会跌，“蒜你狠”曾经一地鸡毛，红酒字画等另类投资品毕竟规模有限，金银等贵金属的价值在现代经济中越来越受到挑战……
在宏观经济学意义下，投资是企业和家庭增加生产性资本存量的过程。例如企业扩建厂房、更新机器设备，目的是生产更多或者更新的产品。再比如家庭购买房产，因为房子在未来可以“产出”住房服务。投资行为取决于边际资本产出、需求以及资本折旧率等因素。需要澄清的是，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说的“投资股票”或“投资理财产品”在宏观经济学意义下实际上是储蓄行为，而非投资行为。
中国经济对金融业的需求结构发生变化
既然金融是连接储蓄决策和投资决策之间的桥梁，那么金融业务可以自然而然地分为两类：一类是服务于储蓄行为的金融业务，一类是服务于投资行为的金融业务。而在当前，中国经济因为宏观经济结构的转型，导致对于金融业的需求结构也在发生显著变化。
中国曾经长期是一个储蓄相对不足的经济体。投资需求大，而资金来源相对不足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金融业从一开始的主要任务就是最大限度地动员社会储蓄、动员社会资源，然后运用这些储蓄去搞建设。
但是经过改革开放之后数十年的发展，目前中国已经变成一个储蓄相对过剩的经济体。储蓄规模庞大，而投资机会相对缺乏。特别是“四万亿”之后，这种格局性变化更为凸显。于是乎，金融业的主要任务，也由动员社会储蓄，转向如何去管理和分配这些储蓄资源，如何高效地匹配投资机会，把这些储蓄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投资。
增量上，国民经济核算意义下的年储蓄规模在35万亿元人民币以上。这些储蓄无非流向两个用途：一是净出口，相当于对外储蓄，但中国目前占全球出口总额的比例已经高达13%、14%，未来继续增长的空间有限。二是国内投资，而国内很多行业面临着产能过剩的问题，投资需求也有限。
存量上，截止2016年底，全国储蓄存款余额高到59.8万亿元，理财产品余额将近30万亿元。根据招行与贝恩公司联合发布的《2017中国私人财富报告》，2016年中国个人持有的可投资资产总量达到165万亿元之巨，是当年GDP的两倍多。另外有测算显示房地产市值更是高达约300万亿元。
简言之，中国金融业正在面临一个前所未有的挑战——如何管理和分配如此巨大规模的社会储蓄和社会财富。这既是中国金融业的挑战，也是中国经济的挑战。不论横向来看，还是纵向来看，该挑战都是艰巨的。纵向来比，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，中国经济中都没有如此大规模的储蓄和社会财富需要被管理过；横向来比，中国现在的储蓄规模也明显大于其他国家。所以说，这个挑战既是历史性的，也是世界性的。
只看到表象的批评容易树错靶子
时下舆论对金融业有很多的批评，比如说资金空转、脱实向虚、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效率下降等等。毋庸讳言，这些批评并非空穴来风，存在一定的现象作为基础。但是，面对这些批评，我们首先需要思考：这些问题真的是金融创新和金融业发展过度造成的吗？还是金融背后或者金融之外的其他原因造成的？
不妨试想，如果没有2011年之后私募、理财、信托等影子银行体系的兴起，中国经济的储蓄-投资传导机制会更顺畅吗？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会更高吗？如果今天商业银行贷款仍像过去一样占到社会融资规模的80%以上，那样的金融体系能够适应2013年之后宏观经济“三期叠加”的新常态吗？能够服务于新经济动能的成长吗？答案显而易见是否定的。如果没有金融创新，恐怕只会造成更严重的资源错配，导致更多的储蓄资源被浪费。
打个不尽恰当的比方。一个人每天吃过多的食物、又不运动，但并没有转化为肌肉、身高也没有长得更高，而是脂肪不断堆积、虚胖。看到这种现象，我们当然批评新陈代谢系统，指责它为什么不把食物转化为身高和肌肉，而是堆积成了脂肪、积聚高血压风险。但是这种批评意义不大，因为根本原因在于入口上吃得过多、而出口上不运动需求不足。事实上，他的新陈代谢系统比一般人负荷更大，更努力工作。就像中国的金融业一样。
当中国经济在进行剧烈结构转型的时候，实体经济结构在发生变化，相应地对金融服务的需求结构也提出了更多的挑战。抛开这一历史背景来批判金融业并不合理，容易造成舍本逐末的错位，甚至在政策制定上树错靶子。
毋庸讳言，金融创新过程中滋生了不少问题，如说通过加杠杆和期限错配积聚金融风险等。但金融永远是跟不确定性和风险相伴而生的，没有不确定性和风险，就没有金融。真正应该担心的不是金融风险，而是金融业缺乏对风险定价的能力。
况且，没有金融创新，结果会更好吗？如何有效管理和配置海量社会储蓄和财富、将其转化为实体经济投资，这是上述诸多批评的根源所在，但这一问题并非金融业造成的。恰恰相反，金融创新的过程整体上就是应对这一挑战的过程。如果没有金融创新，风险并不见得会下降，因为储蓄-投资转化效率只会更低。我们不应当把金融发展不足的结果当成是批评金融业、限制金融发展的理由。
中国金融业并非发展过度，而是发展不足
2015年，金融业增加值在GDP中的占比已经高达8.5%，2016年为8.35%；比美国、日本等通常意义上金融业先进的发达国家还要高。这一数字触动了很多人的神经。有人据此认为中国的金融业发展过度了。
但事实恰恰相反。中国金融业不是发展过度，而是发展不足、发展不良。8.5%的高占比只是“虚火”旺盛的表现。“大而不强”这一曾经对中国制造业的批评同样适用于今天的金融业。当前真正应当担心的问题不是金融业占比过高、金融业过度发展，而是金融能力不足。中国应当大力加强金融能力建设，将其作为现代国家能力建设的一部分。